脱贫攻坚声急，行动者们探索出了各自的道路。

致力于农产品销售的社会企业以及非社会企业的金融机构、房地产公司，如何在扶贫事业中发挥力量？面对日新月异地互联网时代，扶贫参与者们如何借助传播扩大影响力？同地方政府打交道，该以怎样的姿态？

6月1日，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召开，在“用传播思维跨界联动、资源整合，助力扶贫攻坚”的分论坛上，多位嘉宾分享了各自在扶贫攻坚中的珍贵探索。

跨界扶贫，找准自身优势

作为证券行业中的佼佼者，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仅仅是如外界所见那般“高大上”地同市场资本对接，“谈钱的事情”。近年来，这家公司响应中国证券协会“一司一县”的扶贫号召，开始思考如何扶贫，并有所探索、实践。 那么作为一家证券公司，到底怎样跨界扶贫？

天风证券品牌管理部总经理助理鞠彬彬称，作为一个全牌照的证券公司，有资质、有牌照、有人才，最应该做的是帮助一个贫困县做好产业规划。

“充分利用金融工具优势，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鞠彬彬说，比如利用政府平台及证券公司自身优势，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帮助贫困地区从市场上融钱，“这两年一共融资了52.3亿元，其中去年就达24.2亿元，从产业扶贫来说，成绩属于第一方阵。”

但扶贫不是融到了钱就行。“扶贫先扶智，不是你扶了多少钱或者融了多少钱，我们还要用自己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输出，帮助他们做好产业发展和规划。”鞠彬彬称，该公司对接了6个国家级贫困县，每年定期或在对方需要时，组织专家前往当地开金融讲座。

“专家不会直接捐钱，但智力输出更重要。对贫困县来说，很少能够接触资本市场最前沿的专家。企业怎样可以上市，政府怎样可以融到钱，扶贫债、绿色债能不能发——这些知识他们平时很难触及。”鞠彬彬介绍。

这种智慧扶贫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政府和企业层面，而是下潜到个人。

“我们帮助县域政府合理规划产业发展，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对接资本市场，中型企业找到自己的产业方向，帮助小型企业理清思路、对接资源，这是我们擅长的，”鞠彬彬称，公司会在对接的贫困县里设金融扶贫工作站，并派驻工作人员。“主要帮助贫困农民做好金融危机防范。有些贫困户好不容易存了一两万元，却被一些非法集资产品套了，怎样引导他们做好积极的投资、理性投资，这也很重要。”

作为房地产服务企业，易居中国在扶贫这条路上同天风证券一样，不是简单地“付出爱心”、粗暴地砸钱，而是找准自身优势，将扶贫当做事业来做。

易居中国联合创始人朱旭东称，该公司从2015年开始至今，摸索出了一条道路：成立了“易居乐”，用城市社区力量支持农业发展。“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把产地和消费者连接起来，让贫困村的好产品直接跟社区居民的家庭消费对接起来。”

朱旭东曾前往广西桂林龙胜县一个山村考察，那里有上千户侗族老百姓，靠着梯田种红糯米，“结果越种越少”——赚不到钱，年轻人走了，只有老年人守着。“田产分到各户，他们的生产能力难成规模。因为没有钱去买化肥和农药，红糯米完全靠山清水秀自然环境种出来的，从播种到收获要160天，很环保。”朱旭东说，在贫困县，农户基本都会面临销售困难，无法转换成收入，就无法脱贫。 “所以要真的帮助他们解决这个事情（贫困），不是简单付出爱心就可以达到，必须要有系统性的、产业化的思考。”朱旭东称。

从“用社区的力量来支持农业发展”这一理论基础出发，去年12月，易居中国在国家扶贫办、中国扶贫资源服务促进会指导下成立了中国社区扶贫联盟，目前合作社区已经超过了一万家。

以传播联动社会资源

投身扶贫事业三年，朱旭东发现，企业的力量仍然有限，影响力和规模扩大需要媒体支持。

“去年我们投入将近四千万元，和东方卫视、新浪微博一起做了中国第一档明星扶贫公益节目，周三晚上播出。很幸运，这个节目播出期间都是当晚全国收视率第一名。”朱旭东称，节目前后共有31位明星参与，总共拍摄了五个月，去了8个省、13个城市、6个县，做了7款产品，最终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卖了超过四千万的货量，很受欢迎。

该公司同时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乐农社”，上线一年，注册会员已达八万家。“这是推广销售平台，农民可以上去注册，发布产品，社员可以申请做队长，来帮农民进行推广销售。”朱旭东说。实际上，这也是在利用传播的力量，进行资源整合。

印度人力车银行创始人、农村发展中心执行理事普拉地普·萨玛赫（Pradip Sarmah）在发言中也提及这点。

“在减贫脱贫过程中，要善于利用媒体的力量——这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宣传，在减贫中扮演关键角色，”普拉地普·萨玛赫称，以印度的经验来看，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媒体触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进行直接交流。对媒体而言，通过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也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宣传力。

致力于农产品销售的“e农计划”已在扶贫领域深耕多年，由著名公益人邓飞联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发起。其CEO江其霖同样认为，需要“依靠媒体力量”，尤其是做公益扶贫时。“就算自己的力量不够大，也可以把这个事情更好、更多地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参与我们、加入我们，贡献一些力量。”

中国人大教授、中国视协全媒体公益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雷蔚真认为，“传播可以很好地连接社会各界的资源去做创新型的公益，及项目搭建”。雷蔚真举例称，一家企业做了十年的西藏爱心行，做了各种公益项目，也有企业家、行业领袖和明星参与，媒体多有报道。“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适合做真人秀节目——有点像易居中国的项目——只要稍微改造，就能做出很大影响力。”雷蔚真称，明星资源和企业家资源、行业资源都可以加入进来，在资金、内容、主题有所分工。

据其介绍，6月24号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全媒体公益盛典，联动了三种资源——媒体、公益机构以及有公益需求的企业。

“哪怕没有项目合作，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就能慢慢地搭建社会需求的项目。”雷蔚真说。

因为扶贫，天风证券获得了一些社会荣誉和认可，得到主流媒体关注。“这是很多企业或者金融企业做扶贫比较难达到的效果，如何做到呢？把握好时间节点，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们的特色，做出差异化，这不是公关行为，而是媒体主动关注到我们。”在鞠彬彬看来，这对扶贫攻坚而言有益无害。

重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协作

企业跨界做扶贫，不可避免要与地方政府打交道。

鞠彬彬称，2017年初，20多个专家从北京、上海赶往湖北房县开讲座，碰上下雪，交通不便，但大家想尽办法连夜赶路，次日凌晨到了县城。“因为我们提前约好了县里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参加。”鞠彬彬称，当地领导知道此事，很受感动，说“你们做扶贫不容易”。

“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和政府合作，让我们感觉自己由乙方变成了甲方，角色发生了变换，这很微妙。”鞠彬彬称，这个过程中要把握好度，“大家都是项目中的利益相关方，应共同把扶贫做好”。“不同地方政府的需求都不一样，比如新疆特别重视稳定的工作——我们看中一个企业不错，可以股改，制订了一个三年上市计划，他们说上市公司当然很好，但是股改不行，因为这里很多是少数民族的牧民，会影响他们的权益。而湖北房县的态度则是，扶贫不是需要捐钱，而是需要金融机构的帮助，真正利用资本市场这个平台。”

普拉地普·萨玛赫认为，在脱贫过程中和政府的合作非常重要。“在印度有很多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他们可能就一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可能是政府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旦这个方案变得很成功，政府也会去学习，把它纳入到政府政策中去。”普拉地普·萨玛赫说，当社会企业探索出较好的模式时，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将其放大。“只有政府能在国家层面上推进，而我们只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去做，双方需要很好地协作。”

“中国的精准扶贫，政府部门非常重要，起着主导力量。2020年之前要脱贫，所以政府对从人、政策到钱的扶持力度是空前的，急迫心情超过了企业，”朱旭东认为，同地方政府的合作过程要非常透明。“政府在扶贫工程里面起到的角色，除了用资金支持以外，政策的制定、保证考核过程的规范和公正，都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