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企业在中国逐渐从萌芽期，进入了市场建构期，为解决国内面临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成都：政策“破局”

4月13日，成都市政府向全市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印发了《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全面落实市委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决策部署，培育社会企业并促进其在创新社会管理、参与社会治理、改善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据了解，2018年，成都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明确了对社会企业的评审认定管理办法，旨在为社会企业“破局”，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工商局作为企业的登记管理部门，可以在社会组织之外打造一个跟社会组织并行的培育支持发展系统。社会企业的目标符合十九大精神，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且跟高质量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需求等都是密切相关的，”6月1日，在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上，成都市工商局新经济处副处长钟欣表示，发展社会企业是成都市政府一个必然选择，也是一个坚定的选择。

成都，顺德，福田……越来越地方政府从政策层面，支持国内社会企业发展。

成长中的社会企业

从概念先行，到具体实践，社会企业走过了其艰难的成长期。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分三个阶段：2004年，概念引入大陆，第一次在公开出版的杂志上出现；2009年，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社会企业研修班；到2015年，理念传播阶段完成；2015-2017年进入行业构建期，社会企业论坛正式创立，社会企业认证开始。

香港社企民间高峰会主席容蔡美碧认为，当前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困难程度比从前还要大，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在用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手法通过一种商业模式，自负盈亏。”

徐永光指出，社会企业的使命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其有着三重目标，分别为社会目标、环境目标、财务的可持续目标。

“社会企业与共益企业有着鲜明区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萌看来，共益企业不一定是社会企业，因为共益企业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一个具体社会问题而诞生的，它可能是利益相关方关系非常良好的组织，可能比社会组织往前更进一步，如果共益企业能做到保证目标不漂移，有可能会成为社会企业。

“我希望将来社会企业和商界的区别越来越模糊，模糊到什么地步呢？将来没有社会企业这个分类，所有的私营商业企业都有社会目标，我们是在朝着这个趋势发展。”容蔡美碧说。

赵萌：差距仍很大，投资预期需调整

“社会企业有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手法，创新的解决方法。这个创新，如果我们框住它，它怎么发展出来呢？因此，在香港，有些人不喜欢认证社会企业。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允许它像一个变形虫一样，在不同的阶段有所改变。”容蔡美碧表示，我们应为社会企业创造更多宽容的环境。

2004年，香港社企总会推出社会企业认证。面对初创企业，香港社企总会根据运营年份和雇员的人数，从初创、不同的规模、不同的类别等八个范围来评估。当前，香港700家社会企业中，有130多家通过认证。

“中国的社会企业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是跟更发达地区社会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优秀社会企业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赵萌表示，当前国内，缺少投资有眼光、有耐心的机构。要调整对社会企业投资的预期，真正能够提供符合社会企业发展规律的机构少之又少，“这是中国和社会企业发达地区很大的区别。”

“未来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显然是让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协同创新，这是必由之路，”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袁瑞军表示，目前国内社会企业发展，已经出现多元状态，诸如顺德、成都，未来的福田、北京等，在开展认证时多少都有不同。出现不同的原因是需求围绕供给，每个地方围绕自己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到最有效的办法。

社会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每一家社会企业都有其特殊性，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求同存异，构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生态体系？

“生态系统强调适者生存。我们给了社会企业很多关注、很多爱，如果它本身具有生命力，就可以实现自我生长，我们应当理性一点，他们才能发展地更好。”

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谭颖茜认为，应当给与社会企业更多冷静的空间。

“既然是一个生态系统，那它一定是是多样的、包容性的，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深圳市福田区投资推广署副处长李凯给出了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