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武汉护士坠楼 In Depth: Wuhan Nurse’s Apparent Suicide Highlights Profession in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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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上午，武汉协和医院28岁心内科护士张嬿婉从内科1号楼13层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距事发已经10多天，院方和警方尚未公布其坠楼具体原因。

张嬿婉生命最后三小时的院内活动轨迹，至今无人披露。院方对外称，监控坏了。张嬿婉家属向财新记者表示，7月29日早上，张嬿婉和平常一样带了午饭，8点准时上班。按照心内科门前的提示，8点到8点10分为交班时间，8点10分到10点为查房时间。10点45分，张嬿婉坠楼。

10点51分，江汉区警方接到报警，到达现场后，经医护人员确认张嬿婉已身亡。两天后，警方通报，排除刑事案件。协和心内科一名医务人员告诉财新记者，这个事件公安部门排除他杀，他们的调查已经结束，“现在需要社会精神健康专业部门去调查与评判”。

8月4日是张嬿婉28岁阴历生日，也是她坠楼身亡后的“头七”。下午，张嬿婉的父母带着一块小蛋糕到协和医院太平间，准备陪女儿过个生日。然而，到医院时，才被告知遗体已经转至殡仪馆。张嬿婉父母情绪激动。

张嬿婉生前曾因争取物资以及安全保障问题公开质疑护理部主任，坠楼事件发生后个人朋友圈截图流传网络。舆论猜测其死因或与受到打压有关。但各方说法不一，真相扑朔迷离。一位院内医护人员坦言，挺希望事情真相能浮出水面，还原逝者最后的遭遇。有心内科监护室的病人提到，科室内护士站张嬿婉的照片已经被拿下。

沉闷的情绪在医院蔓延。“毕竟这么年轻的生命，我们也在等待一个处理的结果”，一名院内护理人员表示，事情发生后，除了对同事去世的惋惜外，回想到医院在晋升机制以及工资结算不透明等系列问题，“现在也不想干活”。

张嬿婉的死，引发了社会对护士管理制度和心理健康状态的讨论，护士群体承受的巨大压力受到关注。2009年中国启动新一轮医改以来，和医疗质量密切相关的护士群体生存状况并未显著改善，个人价值未能得到反映、工作负荷高、人际关系复杂等因素让许多护士挣扎在职业倦怠感之中。

“虽然这几年我们都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而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多少。”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巡视员廖新波在谈及护士职业困境时提到。

坠楼迷雾

对张嬿婉的坠楼，家属直言，“难以理解，且毫无征兆”。

“一个活泼、开朗、外向的人，读书的时候常年担任班长，中学还当过学生会主席，高中便入了党。”张嬿婉父亲谈起女儿，言语中显露出几分骄傲。她毕业于荆楚理工学院，后专升本，在协和西区扩招时考试入院。加上实习期，在武汉协和医院工作近五年。据其父亲介绍，张嬿婉是家中独女，在经济方面无任何压力。在病患眼中，她也是个和善的人。

而在同事心目中，张嬿婉还有“敢言”的一面。

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伊始，张嬿婉是首批参与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据张嬿婉父亲介绍，武汉封城前一天，她将一岁出头的儿子送回湖北荆门的父母家中，准备全身投入抗疫中。但当时，武汉协和医院一线护士防护不足，院感严重，这引起了张嬿婉的不满。1月底，她两次在朋友圈公开要求撤换医院护理部主任，如若不然，倡议所有护士辞职。此后，张嬿婉受到批评，辞职也未被接受。她继续在一线工作，表现优秀，成绩受到肯定，此前风波似乎渐渐平息。但4月底，她的工作岗位被调整过一次，原因不详。

7月上旬，张嬿婉才回老家将儿子接回武汉。7月27日张嬿婉父母和她微信联系时，还感觉她状态非常“开心、阳光”。

7月29日，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家属们难以置信，悲痛不已，并对医院所述事发原因心存怀疑。家属将矛头对准张嬿婉所在的心内科监护室护士长。张嬿婉父亲称，4月底，调科室后，现任护士长打压张嬿婉，并多次要求其“写检讨”，内容之一便是向护理部道歉。

创立于1960年的心内科是武汉协和医院的重点科室，2011年被原国家卫生部评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014年经湖北省卫计委批准为“湖北省心血管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挂靠单位。科室共有5个病区和1个CCU病房（即前文“监护室”），张嬿婉疫情前一直在普通病区工作。

4月份，武汉疫情逐渐平稳，一线护士陆续返回原科室。4月23日，武汉协和医院新冠患者“清零”。医院内部人士表示，张嬿婉也在此时回到心内科病区，但没过多久，张嬿婉又被调动到心内科监护室，主管护士长也相应调整。张嬿婉父亲回忆，她本来开开心心回到原科室，但现护士长以栽培为由将其调去监护室，“其实她有点不情愿”。

不过，院方的结论和家属的说法并不一致。家属转述，武汉协和医院坚称此事与医院无关。同科室也有护理人员否认张嬿婉与护理部或护士长之间存在冲突，但其对坠楼原因却不愿进一步说明。

事发五天，在警方排除刑事案件后，家属和协和还各自递交了相关立场的证据，配合调查，但结果不得而知。坠楼发生后的四天里，张嬿婉的亲属每日在监护室门前小厅静坐，诉求只有三个：第一，真相；第二，与心内科监护室护士长见面详聊；第三，配合协和处理善后的事情。

面对家属的控诉和社会舆论，院方仅发布过一则简短的回应：“将积极配合家属及有关部门处理善后事宜。”此后一直保持沉默。财新记者就此联系武汉协和医院院长胡豫和护理部主任刘义兰，两人皆拒绝回应。迄今为止，没人给出张嬿婉坠楼的确切原因。

张嬿婉父亲称，事发当天上班时护士长曾找张嬿婉谈过话。这场谈话如果属实，发生地点很可能是在张工作的心内科监护室附近。财新记者在医院现场看到，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病房在内科1号楼的10到14层，张所在的监护室在13层。监护病房有玻璃门与外界阻隔，门的另一边是护士站所在地。张嬿婉坠楼处位于进门左手方向，窗户常年半开。

8月6日，一名当时在心内科监护室的病人告诉财新记者，事发时监护室病人多在打吊针，并不了解案件详情。另一位病人家属表示，“这段时间一下子管严了，监护室玻璃大门紧锁，经常有几名保安把守”。张嬿婉事发当天和她同期值班的医护人员至今噤若寒蝉。事发后，因怕回女儿家睹物思人，张嬿婉父母宁愿住在医院对面的酒店里，“那么伤心，还到那里去做什么”。张嬿婉母亲5月刚退休，父亲则在事件发生后向单位辞职。

抗疫中的风波

真相暂未浮出水面，但多位武汉协和医院医护人员认为，张嬿婉之死或与前述“写检讨”的遭遇有关，这源于武汉疫情前期那场“朋友圈风波”。

张嬿婉生前就职五年的武汉协和医院始建于1866年，是国家卫健委垂直管理的首批三级甲等医院，与武汉同济医院并列为武汉知名度最高的两所医院。由于距华南海鲜市场仅4公里，武汉协和医院在疫情大规模爆发前即已出现新冠病例。1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披露的14名医务人员感染事件，就发生在武汉协和医院。

因靠近疫情中心，武汉协和医院也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之一。该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曾向财新记者介绍，1月时，医院发热门诊日接诊人数最多时可达八九百人，感染科整栋五层病房楼全部被改建成呼吸道传染病隔离病区。感染科原有的近30名医生已经不够用，医院动员全院内科资源，尤其是呼吸科和急诊科的内科医生来轮班，护士也是全院支持。

财新记者1月20日在武汉协和医院也看到，不仅发热门诊，输液室的队伍也排到门外，医护人员均身着防护服登记、问诊、输液等，一窗之隔的检验科医生也戴上了防护面罩。发热门诊张贴的一张告示显示，因就诊患者较多，等候时间或为3—4个小时。

疫情严重，但武汉协和医院的防疫物资却十分紧张。1月底，武汉协和医院数次发布求助消息，希望社会各界能捐助医院急需的防护服、医用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隔离衣、防护面罩等物资。武汉协和医院工作人员曾向财新记者表示，目前医院防疫物资供应非常紧张，医院给各科室发了通知，只能保证一到两天的物资，其他交给医院统一分配，但运转起来，很多科室物资都异常紧缺。

种种因素，导致武汉协和医院的院感十分严重。财新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武汉疫情期间，江汉区共有600多位医护人员被新冠病毒感染，其中武汉协和医院位于江汉区的本院及肿瘤中心共有174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占到江汉区总数的近三成。

如前文所述，在一线抗疫的张嬿婉对医护人员的保护状况公开表达了不满。面对医院的防控安排，张嬿婉提出三项异议：让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临床护士采集咽拭子样本；医生不进到隔离房查房，而是通过对讲机要求护士完成工作。此外，她表示，“我愿意当一个战士，并且一直努力站在最前面。但我希望做一个身上有防弹衣、枪里有子弹的战士！做一个不被当作人肉挡板的战士！”

对张嬿婉这一指责，不同的人理解角度不同。一名武汉前期参与防控的护理人员认为，在当时事态紧张情况下，咽拭子由护士采集在各家医院都很常见，医生不进入隔离病房查房也可能迫于“防护服不够”的原因。而在一名协和的医生看来，张嬿婉的担忧也代表了很多医护人员的心声。

正是这条朋友圈让张嬿婉招致官方的内部通报批评。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来自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情简报》提到，1月25日，协和医院护士张嬿婉，因为装备缺乏，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煽动、组织协和护士辞职抗议。这一说明归类在“社会面稳控”条目下。

同时，上述简报也提到，关于疫情防控，部分区医护保障力量薄弱，医疗技术水平有限，尤其是呼吸、重症、感染专业医生护士短缺，需增派专家进行定点包片指导；关于病原核酸检测，采样、检测等人员防护用品缺乏，检测人手不足。

前述朋友圈发出不久，张嬿婉又在朋友圈提请辞职。她表示：“我想了一下，明天我们病区的人力应该也是够的。不好意思，我先当逃兵了。我可以做一个英雄而死，但不能为这样的领导班子而死，我为所有的护士感到悲哀，以后我也不会再从事这个职业，如果还有以后的话⋯⋯”

辞职并未成功。据张嬿婉父亲回忆，当时是特殊时期，医院未批准辞职，休息期内，她还在做志愿者帮忙搬运物资，休息期一结束，便报名去武汉协和医院接管的江汉方舱医院。

3月27日，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一篇名为《白衣执甲勇逆行 沧海横流显本色》的文章肯定了张嬿婉抗疫期间的付出。文中提到，作为协和心内溶栓抢救小分队的一员，张嬿婉同另外九位医护人员“24小时在医院待命，为急性心梗患者的救治开通绿色通道”。而后，6月，包括张嬿婉在内的心内科13名医护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上联合发表论文，回顾分析2月29日至4月3日在协和医院本部确诊为急性STEMI并行溶栓治疗的7例患者。

张嬿婉父亲称，3月到4月，院领导层表扬她抗疫表现优异的同时，也不再追究朋友圈风波。在张嬿婉父亲手机里，现在还留有她的抗疫纪念章和“抗疫天使——最美逆行者”奖牌的照片。

护士的困境

尽管迷雾重重，但张嬿婉坠楼事件依然在网上引发了激烈讨论，护士面对的群体性和系统性的压力与困境受到关注。

护士的压力主要来自医院内部分工和管理结构。据协和医院医护人员介绍，院内护士分别有责护班、主班和治疗班。其中，有责护班人数最多，负责管理对应的病人，责任到头，而主班负责记账，多为工作年限较长的护士，治疗班相对轻松，名额一般给到怀孕或者哺乳期的护士，负责管输液以及对医嘱。此外，还有专科护士和护士管理岗。

临床一线的护士不仅责任重大，而且事务繁多，“除医生之外的很多事情都该归护士管”，此外，还有填写各类表格以及参加培训等事务。一旦患者出现状况，护士要求进入不良事件上报流程，分析事件发生原因，写报告和总结。

某沿海地区三甲医院急诊科EICU护士回忆：“从我进入护士岗位工作的第一天起，在所有班次内，我几乎没吃过完整的饭，甚至在工作时间都不怎么去厕所，怕去个厕所的时间，我的病人就会出事。”

2016年的《全国医院护士工作状态的调查分析》显示，有一半护士日均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比2010年的调查数据增加了24%，有45.6%护士的夜班数大于每月7次，比2010年增加了13%。

这一现状与中国“缺护士”现状和护理服务要求提高不无关系。廖新波认为，医院为节省开支，造成护士严重缺编，在人手少的情况下，护士就将负担沉重的工作量。一方面，中国护士绝对总数不足，截至2018年，中国注册护士数量为412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仅有2.94人，而欧盟制定的基本标准为8人以上，日本2018年达到12.2人；另一方面，按照现行护理人员配置要求，医护比例1∶1，普通病房床护比为1∶0.4，“现在医护比总体上讲勉强达到”。但这一标准仍是根据1978年原卫生部有关规定确定，时至今日很难适应医院发展与患者需求。

除此以外，武汉一名护士长表示，工作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压力。对普通护士而言，最重要的职场关系便是护士和护士长及护理部人员。

常规的护士管理制度采用三级管理体系，即一级为护理部，二级为大科室护士长，三级为护士长。护士长扮演着掌握普通护士“生杀大权”的角色。对护士而言，工作环境下最重要的薪资、排班、工作完成质量评分等事务，决定权都集中在护士长手中。

“按护士长认为的能力高低和喜好给大家伙分配奖金，为什么护士长有这么大的权力。”北京某三甲医院的护士痛陈其陷入护士长“一言堂”的境遇，并表示，自己在言语上遭至到人格侮辱，工作上备受打压。

2020年1月发表在《护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31.3%的护士遭受中等程度的心理暴力，60.7%的施暴者为高年资护士，暴力类型主要为言语嘲讽占50%，绝大多数遭受暴力的护士采取默默忍受（89%）、不上报（91.4%）的态度。此项研究采用工作场所问卷调查的形式，主要研究对象为北京市8所三甲医院928名护士。

心理暴力是指有意通过言语辱骂、侮辱、恐吓、攻击、骚扰、折磨等方式反对他人或集体，引起他人身体、心理、脑力、道义和社会发展的危害。研究建议，医院护理管理者应加强对心理暴力防范的相关培训，完善检举机制，最大程度地降低护士遭受同事伤害。

前述《全国医院护士工作状态的调查分析》还提到，“上级的各项检查”成为护士首位压力源。一名资深的护士长提到，医生与护士是两套管理系统，和医务处管医生“很轻松”“很人性化”不同，护理部每次督导检查都会“翻个底朝天”，整个过程很严肃很苛刻。她认为，产生这一区别的原因在于护士在医院较低的地位以及从事杂碎的工作。

作为医院人员占比最高的群体以及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护士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却难以获得相匹配的劳动报酬和社会地位。

护士群体收入待遇绝对数严重偏低。《中国护士群体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76.5%的护士月收入低于5000元，其中约37.6%的护士月收入低于3000元，而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护士仅占比4.5%。

在医院，比之“三分治疗、七分护理”的付出，待遇刚好颠倒过来。武汉一家医院护士长介绍，护士工资分为固定工资和绩效，前者由工作年限决定，后者则是每个科室共同分配，往往医生人数少但能分得科室的大部分绩效，护士这边则是“僧多粥少”，而护士长的绩效又多于普通护士。

前述护士长提到，护士的绩效工资一般由护士长考核打分决定，“没有那么公开，而且大家一般也不会主动问，也不敢问”。多名武汉协和医院的护士也质疑工资考核计算的透明度。

此外，廖新波提到护士面临“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具体而言，医院更多的把编制给到医生，而多只有一些出色的硕士或者博士护士才能拥有编制名额，其他都为合同工，造成护士间待遇的差别。“进医院时，凭文凭就决定了”，一名协和护理人员表示，这一差距主要表现为基本工资、公积金以及退休待遇上。

“他们在工作和心理上承受的压力非常沉重。”廖新波表示，除了管理体系，还有一部分压力来源于病人的不理解。他提到，病人因为不理解医疗上的事情或者医生态度的问题，就常常往护士身上发泄，打护士的现象屡见不鲜。据在武汉工作的一名护士长分析，相比医生，护士与病患直接接触时间更长，医患冲突很容易累及护士。此现状下，护士在医院里面形成了一种很郁闷，甚至产生敬业感下降的状态。

护理的价值

和难以感受到尊重有关，在中国，护理行业是职业倦怠高发行业。2018年1月一项关于三级医院护士职业倦怠感的研究指出，通过职业倦怠测量，安徽省6所三级医院的3497名护士整体的情感衰竭处于重度倦怠水平，去人格化、个人成就感均处于中度倦怠水平。这一问题在没有事业编制的护士身上体现更为严重。

职业怠倦在影响从业者身心健康的同时，也会降低工作满意度和工作质量，进而增加离职行为产生。一项研究显示，在医疗卫生事业对护士急需及护士队伍不断壮大的情况下，中国临床护士离职意愿仍高达58.7%。据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一项调查，全国三级医院的护士流失率平均为5.8%。

这便形成“人员流失”的恶性循环——护理人员的大量流失，不仅影响了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而且进一步加重了剩余护理人员的工作负荷。

护理事业是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医疗机构需要大量护理人员，国家健康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以及健康产业也需要大量护理人员，尤其在老龄化加剧背景下，这一需求逐年提高。

根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2030”的要求，2016年国家卫健委制定了护士事业发展规划。按规划，到2020年，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14，医护比1∶1.25。但2019年年鉴显示，2018年对应数据分别为2.94、1∶1.13，与规划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两会上关于加强护理队伍建设，加快护理制度改革、推动《护士法》立法的呼声不断。

然而，在医院，医、药、护、技顺位排名生态链依然稳固。虽然绝大部分受访护士表示，并未感受到明显歧视，但是“护士长会迎合医生或者科室主任”。

医院收费服务框架下，医生是给医院创造营收的主力军。在廖新波看来，造成这一格局的核心是现有医院的支付制度没有体现护理的价值。他提到，每个医院领导应该认识到了护理的重要性，但作为医院管理者来讲，他们也不得不去讲创收，讲经济收益，所以有时候医院的领导也无可奈何。

“医院管理里面要倾斜的人群太多了，儿科医生也要倾斜，急诊也要倾斜，抗击新冠的一线医护也要倾斜。”廖新波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去体现人性化的管理是需要研究的大课题。除此以外，医疗行业专业壁垒高筑，专业性也会影响其话语权。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此前公开提到，中国面临的护理人员短缺不仅体现在总量上，还体现缺少优质护理资源。2017年《中国护士群体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51406份样本数据中，专科以上学历护士占94.8%，本科学历护士达53.8%。

为了体现护理资源的价值，借鉴国外经验，中国护理行业正向着专业化和专科化方向发展。“中国护理迫切需要一批拥有深厚专业知识，能针对复杂的急性或慢性健康问题作出临床护理决策，并在临床实践中结合教育、科研，独立行使护理职能的优秀护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护理部主任蒋艳在《中国护理管理》期刊上作出上述表述。有护士也表示，在普通护士中，专科护士相对更受到尊重。

护士职业发展路径方向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武汉协和医院一名医护人员提到，护士入院后有两条并列的发展路线，其一为职称路线，新护士—护师—主管护师—副主任护师—主任护师，通过全国考试晋升；其二为行政路线，护士—护士长—总护士长—护理部副主任—护理部主任，院内竞选出来。

“职业路径要走多长时间不好说，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当不了护士长。”武汉一位从业超过20年的护理工作者表示。国家卫健委5月21日曾发文指出，要逐步完善护士执业管理制度，拓宽护士职业发展空间，让护士在疾病预防、医疗护理、老年护理、健康管理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促进护士职业发展。

面对现状，廖新波认为，“久病床前无孝子”，社会要真正理解、认可并重视护士工作的重要性和神圣性，若想稳定护士的队伍，必须使得这一群体劳动和奉献有所体现。

关注护理人员疫情后心理危机

除了护士职业本身面临的系统性问题，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还让缺乏心理准备的护士们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

39岁的卓恺明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治医师，也是上海市援鄂的第九批医疗团队的一员。从2月26日起，他和另外四名同事驻扎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通过网上、电话、面对面单人及团体咨询等多种方式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支持。

卓恺明回忆了一个案例：一名医护人员瞒着家人在武汉一线抗疫，而母亲患有慢性疾病，因季节因素有加重趋势。这名医护人员独自住在酒店，不仅要面临工作压力和对疫情的恐惧，而且不敢与家人多交流，甚至因为害怕露馅儿不敢问母亲近况，心里十分内疚。而救治的新冠患者中有不少老人，还有些抢救失败，更令他想到自己的母亲，情绪低沉。这名医护人员来求助时受到严重的失眠折磨，还有频繁的头痛、头晕。

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心理学教授官锐园也认为，疫情等灾难事件往往超出群体和个体的应对能力，容易导致各类心理健康问题。他通过网上问卷调查了311名疫情期间武汉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发现约三分之一曾经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且有三分之一希望得到网上或电话心理咨询服务。

一份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的数据调查发现，在新冠疫情高峰时期，抑郁发生率为46.9%，焦虑发生率为41.1%，应激症状发生率为61.9%。接受调查受访者共2316名，均来自坐标湖北的新冠定点医院。其中，包括885名一线医护人员、1431非一线医护人员。

其中，女性护理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尤其关注，发布于《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健康调查》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TSD-SS），发现护理人员焦虑发生率（28.7%）高于医生（24.3%）。调查指出，这可能因为治疗、护理等操作均由护士完成，在隔离病区持续上班时间较医生更长，与患者接触更密切，易导致疲劳和紧张。

疫情高峰已过去数月，目前更需要关注的是医护人员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下称“PTSD”）等心理疾患。大部分医护人员已回归日常工作、生活，但仍有必要持续关注其心理健康，及早识别并干预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创伤及应激相关障碍的一种亚型，在接触创伤性事件所发展出来的、具有系列特征性症状的一类心理障碍。其症状或导致社会、学习、工作等领域的功能受损，影响其能力，主要可通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及物理治疗进行干预。从严重程度上来讲，《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SM-IV）》将PTSD分为急性型（事件发生后3个月以内）、慢性型（事件发生后3个月以上）、迟发性（事件发生后6个月以上）。

目前，关于新冠疫情医护人员PTSD发生率数据仍缺失。根据发表在《中华中西医杂志》的《SARS期间医护人员心理健康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调查分析》发现，SARS期间一线医护人员3个月内PTSD发生率为8.33%，经积极干预，1年后部分缓解。这份数据间接指出，抗疫期间一线医护人员的PTSD并不少见，但积极的干预可加快其缓解。

有效的社会支持、心理卫生干预及其他非药物治疗可有效缓解医护人员的PTSD及其他精神障碍。该调查研究人员表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做为救助主力军之一的一线医护人员，应加强他们上岗前、岗中、岗后心理保健。拥有具有高水平、丰富经验，以精神科医生为骨干的救助队伍至关重要。

江苏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教授李磊撰文建议，可组建针对新冠疫情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援助队伍，通过互联网、热线电话、咨询室和心理门诊等渠道提供形式多样的心理援助服务。另外，动态随访及广泛开展科普活动也可以帮助医患人员发现、识别心理状况，及时自我调整或寻求援助。

武汉市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提到，张嬿婉坠楼事件发生后，医院领导开会特别强调，护理部主任和护士长多关心底下每一个人的状态。

财新实习记者张淑娟、蒋模婷对此文亦有贡献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Caixin Weekly on Aug. 17, 2020, and is only available for Caixin Global’s app users. To unlock more bilingual articles, download the Caixin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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